第二十九届奥运会落幕好几天了，内心的波澜依然难以平静。在我看来，奥运收获可以列举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不是拿了多少奖牌，不是破了多少纪录，而是通过这个特殊的舞台，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是通过举办奥运会成功地涵养了成熟的大国心态。

　　这是一种昂扬向上的超越心态。中国人民深深地懂得，奥运会是超越国家和民族，超越制度和文明，超越狭隘意识形态，超越战争和分歧的盛会。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下，不管你是何种制度、何种文明、何种宗教和语言、何种意识形态、何种民族和肤色，大家都像五环旗一样，手拉手团结在一起。北京奥运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届举世公认的“有特色、高水平”的运动会，就在于它全面地体现了中华五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有机融合，体现了运动成绩和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全面高水平。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是一种有目共睹的自我超越。

　　超越胜负，超越伤病，超越锦标主义，超越以成败论英雄的世俗逻辑，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在本届奥运会上，到处可以看见志愿者真诚的笑脸，到处可以听到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掌声。胜固可喜，败亦欣然。中国人民再也不是那种赢不起、输不起的小国寡民，而是充满雍容气度的文明观众。

　　这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包容海外兵团，欢迎外国教练，支持所有运动员。当郎平带领美国女排击败中国队，我们在遗憾的同时，也把赞美的掌声毫不吝惜地送给郎平和她的美国队；当乔良指导肖恩战胜中国选手，获得平衡木第一名，我们像自己的队员获得冠军一样高兴；当一个又一个中国乒乓球选手代表不同国家出战中国队，我们大有一种看自家孩子锻炼身体的愉悦和从容；而当鲍埃尔身披五星红旗，和仲满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时候，当金昶伯指导中国女曲夺得银牌的时候，我们的激动和感恩和着泪水一起奔涌；更不要说菲尔普斯获得8枚金牌时“水立方”里雷鸣般的掌声，博尔特打破世界纪录后“鸟巢”中几万人同唱“祝你生日快乐”的动人情景。乐吾乐以及人之乐，这是一种普天同庆的动人场面，是一种天下大同的细微写照。

　　这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参与心态。“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这是顾拜旦先生的名言，也是北京志愿者和所有中国人民的心声。人们明白，奖牌多少虽然是衡量一个国家竞技体育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但它并不是全部，奖牌大国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体育大国。如果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争金夺银，而群众体育投入可怜，人民体质孱弱不堪，孩子们埋头学业、无暇运动，那还不能叫做成功。只有全中国人民都有意愿、有时间、有条件投入到各种健身活动中去，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体育大国。

　　这是一种宠辱不惊的理性心态。北京奥运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人民成为世界各国人民重新审视的人群。我们既然注定要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就要习惯聚光灯下的生活。褒则坦然面对，决不沾沾自喜；贬则冷静思考，决不意识形态过敏。学会平静打量这个世界，从容倾听各种声音，自信乐观地生活在这个友谊和纷争交织的世界上。一触即跳不是大国心态，一受赞扬就洋洋得意也不是成熟心理。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说明我们是努力学习、成绩优异的好学生，还要在新的基点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责任编辑：奕君）

　　尽管全身只有三个指头可以活动，但史蒂芬·霍金脸上始终洋溢着乐观的微笑。这位当代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在谈到自身成功时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所生活的环境对身患残疾的人没有精神和物质的压力”。

　　的确，对于一个21岁时就被医生认为“只能再活两年”的人来说，霍金并没有被社会抛弃，他不但完成了博士论文，还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最年轻的会员；此后，剑桥大学不但给了他研究奖学金，而且为了他的轮椅行走便利，还专门修了一段斜坡。

　　正是社会的关怀与照顾，消除了外部环境给予霍金的生活压力，增添了他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奠定了他成功的基础。马克思有句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止是霍金，作为社会的人，任何个体权利的实现和能力的发挥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的补偿。比如，获取知识，需要书籍；上下行走，需要道路。只不过，对于前者，健全人需要的是常规印刷文字，而盲人则需要专门的盲文；对于后者，健全人需要的是台阶，而肢体残疾人则需要轮椅坡道而已。

　　这种社会补偿，对于６．５亿残疾人来说，尤为重要。事实上，作为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残疾人同样是人类文明、历史的重要创造者：身受宫刑的司马迁写下了史家之绝唱，盲人荷马留下了旷世史诗，双耳失聪的贝多芬谱写了雄壮的生命旋律，“小儿麻痹症”患者罗斯福成了伟大的总统。肌体的残疾，丝毫也没有影响残疾人心灵的健康，精神的健全，潜能的发挥。

　　对残疾人的态度，标示着一个社会的文明和良知。残疾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一种社会代价。没有交通事故造成的残疾，就没有完整的交通法规；没有工伤造成的残疾，就没有劳动安全条例；没有出生缺陷，就没有优生优育……可以说，正是一部分人的残疾，换来了更多人的躯体和心智的健全、健康，换来了秩序、科学，换来了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

　　残疾人身体上的缺陷，不过是人类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一种表现。为残疾人提供各种补偿条件，使残疾人无妨碍地接受教育，参加生产劳动，参与社会生活，平等享有公民权利，是政府及社会的责任，也是人权普遍化原则的重要体现。而体育是残疾人参与社会的重要途径。从1960年罗马第一届世界残疾人运动会，到2008年北京第十三届残奥会，残奥会已经成为一个展现残疾人超越自我、成就自我的平台，一个承载残疾人梦想的平台，一个倡导“残疾人与健全人同属一个世界”理念的平台。

　　可以预想，北京残奥会将给我们留下巨大的精神遗产，也将给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我们期待，北京残奥会在展示人体潜能、体现人类爱心的同时，能促使“平等、参与、共享”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让残疾人的权利进一步得到落实，使每个残疾人的脸上都能充满乐观的微笑。

    《 人民日报 》（ 2008年9月4日   04 版）

（责任编辑：奕君）

　　

　　阅读老人的历史，就仿佛在瞻读一本厚重的《春秋》。走近冯其庸老人，宛若走近一座学术上的高峰。他学识丰厚，秉性正直，言出行随，表里清澈；冯老的家在北京通州张家湾，我们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才到达。独门独院有些隐居的味道，远离了都市的喧嚣，这个僻静的小院颇有闲情逸趣。轻轻叩响大门，几声犬吠从院中传来，打破了静如止水的空气。门开了，冯老的老伴笑盈盈地领着我们穿过略显空荡的小院。如不是冬天，我想，这里定是一方“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生机盎然的天地。

　　冯老神态安然地坐在古色古香的椅子上，喝着茶，正等待我们的来访。冯老很有被采访的经验，就连采访拍摄的地点都选好了，相对着放着两把椅子。我十分感激冯老的周到，冯老的老伴客气地告诉我们，前几天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就是在这里拍摄的，不知道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通过这次采访，我也能将冯老选择这样“隐居”生活的原由理解一二了。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没有被其他来访者打扰的拍摄，除了几个简短的来电，冯老给了我们整整两个小时的采访时间，耐心地不厌其烦地配合着我们。

　　我与冯老面对面地坐下，为他老人家整理了一下衣领对话就开始了。冯老的背后是高高的满当当的书架，左手边的大书案上放着一摞一尺厚的书，书的旁边就是毛笔架。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就足以道出冯老的读书生活。

　　生活就是读书 读书就是生活

　　冯老的这二层小楼中一共有6个书房，一楼有两个，一个主要收藏戏剧和明清小说并兼做客厅；另一个收藏各种古董和艺术珍品兼做画室，我们就是在这个书房里进行采访的。二楼的房间一个收藏文学作品，一个收藏线装书和书画作品，一个收藏西部和敦煌的文献，一个收藏历史类和红学类书籍。冯老告诉我还有一个专门放佛经的书房，但现在这里放不下，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如此多的书不要说认认真真、字字句句地阅读，单是将每本书的书名浏览一遍都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我很惊讶和感叹，又很好奇冯老究竟是怎样能读得过来这么多的书呢？冯老说，我的生活就是读书。读书是自我造就、自我成才的唯一道路。冯老至今清楚地记得，在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生病请假休息了几天的冯其庸再来到学校的时候发现学校关门了，老师和学生都不在了。而这时他的书包里还放着一本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三国演义》。没有学上，家在农村的冯其庸就开始种地，而那本没来得及还的《三国演义》就成了他的固定读本，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就反反复复地读这一本。

　　后来，冯其庸又找到了《水浒传》，读到有的地方都能背得出来了。也正是《三国》、《水浒》这两本名著引起了冯其庸读书的兴趣，觉得越读越有滋味。冯老说：“后来又读《西厢记》，因为词句漂亮，虽然是很深的文言，但是也喜欢读，几乎读得一部《西厢记》基本上能背。”那时候，天还没亮，冯其庸就起来读书，夜里家里人都睡了，他秉烛夜读，就这样一直读了很多年。对于这样艰苦的读书经历，冯老为我们写下了自己的体会：读书能使人聪明，启人智慧，读书是自我造就自我成才的唯一道路，所以青年人应该勤奋读书。而冯老将自己的家取名为“瓜饭楼”，也是为了记住曾经以瓜代饭的苦难岁月。我们在冯老的家中还真的看到了桌上地上摆着的大南瓜，和墙上挂着的那幅“瓜饭楼”的书法作品相映成趣。

　　冯老说：“我这一辈子读书还有个特点，就是白天都没机会读书。”解放初，因为需要参加的会议特别多，几乎所有白天的时间都在开会，冯其庸只有到了晚上关起门来，自己拼命地补课，总是要读到两三点，才睡觉。后来调到艺术研究院，负责行政工作，不能不上班，天天一早就去上班，晚上到家了才开始读书。所以冯老现在有个习惯，白天也写不了文章，因为脑子不集中，一到晚上脑子就集中了，自然而然就能够写东西了。

　　冯老的生活就是被一本本书摞起来的，冯老的人生就是一个书架，读过的书中有着他的记忆。

　　与《红楼梦》的一生情半生缘

　　很难用“某某家”来确切框定冯老的身份。如果说他是一个画家，那他的书法作品严谨而潇洒豪放，具有浓郁的文人气息和书卷气；如果说是书画不分家，那他在诗词上也颇有建树；如果说诗书画本是一体，那他同时还是优秀的摄影家、戏曲评论家，甚至是一位探险家。他属于这些集合的交集，有人称他为“国学大师”，他却拜托媒体不要再用这样的称呼，并幽默地说，要是“大师”理解为“大学教师”，自己倒很符合。

　　而作为红学家的冯其庸是最为人所熟知的，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秋风集》等专著20余种，并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等书。近30年来，中国红学界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都有他的功劳，比如说中国红学会的创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创立，《红楼梦学刊》的创立。就学术研究本身，冯其庸对曹雪芹的生平、家事、祖籍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研究，也卓有成就。

　　冯老回忆说：“中学有一位范先生叫我读《红楼梦》，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觉得婆婆妈妈。我喜欢《三国演义》、《水浒》，看这个觉得没劲。”那时候冯其庸19岁，年少的他热爱读书，却和《红楼梦》擦肩而过，直到过了而立之年才与红楼再续前缘。1954年，冯其庸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正好赶上批判新红学派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冯其庸不得不重新读起《红楼梦》。这一看，就再没放下。一本书如同一个人，认识与熟悉以至于了解一个人都不难，而走进一个人的内心却是不易之事，但如果你和他有着相似的经历，彼此之间心灵就有了契口。真正让冯其庸与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产生共鸣的，是在抄写《红楼梦》以后。“文革”一开始，冯其庸被打成吴晗“三家村”的人物，之后又升级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的人物。那是1969年，他怕红卫兵抄家把书抄走，就偷偷抄一本保留下来。这项抄书工程是秘密进行的，每天夜深人静，等家人都睡着以后，冯先生就挑灯夜战，一笔一笔地抄，每次几个小时，抄到抄不动了就睡觉，第二天再去挨批。整整一年，冯其庸按照《红楼梦》的原行原页，用朱墨两色抄成，一共16本，终于在1970年下放前赶完了。在那个雨夜，冯其庸在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又赋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这些经历也让冯其庸先生对曾经觉得没劲的《红楼梦》有了新的认识。他说：“《红楼梦》实际上是写一个人的人生。这个人生的遭遇啊，你了解曹雪芹一家的遭遇就知道了，《红楼梦》实在是辛酸得很。等到经历了这一场‘浩劫’以后再看《红楼梦》，觉得《红楼梦》写了多少他个人的辛酸，尤其他隐蔽写的，当初看不出来，后来慢慢看史料以后慢慢地懂了。也只有曹雪芹，只有经历过这样事情的人写得出来。”

　　时至今日，冯老以其85岁的高龄仍然致力于红学的研究，在我们采访的前一周刚刚把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校订的《红楼梦》交出去，冯老告诉我们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校订《红楼梦》了，20多年随着红学研究的深入，自己的体会和朋友的体会都多了，大家就又集中在一起重新清理了一遍，矫正了不少，这次改动比较多，大概有五六百条正文。对于此次校订冯老感到特别的高兴，他说：“因为这种东西，光读是体会不到的，只有一字一句抠了以后，才会觉得，这个地方一直心里有个问题，到现在豁然明白了，就改过来了。改完以后就觉得很痛快，解决了一个问题，对读者来讲也觉得自己说得过去。否则有时发现了错误，误导了别人，心里也不舒服。”

　　总在读万卷书 总在行万里路

　　我问冯老：“读了那么多书，编了那么多书，写了那么多书，您最深的体悟是什么？”冯老认真地回答：“关于读书，我觉得要读好书最根本的问题，是要非常认真地、一字一句地仔细读，不能想当然，要搜集有关资料，要真正弄明白，所以我一辈子读书体会的一个经验就是要把读书和调查结合起来。”

　　冯老的调查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读万卷书”，他说：“这是我自己读书的一个习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方法、门径，该读的书都要弄齐，弄到手，仔细看，慢慢地领悟。”另一种就是“行万里路”了，冯老做过一首诗“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他曾亲自跋涉至黄河源头，进入了白雪皑皑、险峰重叠的积石山深处；曾踏访过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古居延海、甲渠侯官遗址和西夏古城黑水城；考察过位于天山北面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故址、新疆南部的喀什、莎车、叶城、棋盘、若羌等地以及尼雅、瓦石峡、米兰、且末等古城遗址；曾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探寻楼兰古城遗存。特别是1998年8月，冯其庸以76岁的高龄，第二次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古道为玄奘回国以后1355年来的第一次发现。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

　　回忆起玄奘取经路的调查，冯老讲起了其中一段经历：

　　调查队伍到了新疆莎车附近，冯老听人说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在莎车附近实行了屠城，把那个城的老百姓全都杀了。冯老很想去看看那个地方，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在大沙漠里寻找。沙漠面积太大了，前两次都走错了路，无功而返。冯老并没有放弃，第三次终于走了进去。冯老说：“老乡带着锄头，一刨就是一个骷髅，一刨一个骷髅，当年屠城的遗骸，都还在沙漠里头，风吹了盖起来了，稍微一刨就出来了。所以，有些东西看起来时间长了，实际上原封不动还在。”

　　“我认为人才是靠自我造就自我奋斗的，人的一生一直在自我造就中，从无知到有知，从浅知到深知，都靠自我奋斗。所以人要不断地自我否定，再不断地自我前进，这就进入更高的一个境界。如此不断地循环，不断前进，最终使自己成为大智慧。前进的最大障碍是骄傲，所以，人切不可骄傲。”

　　走出“瓜饭楼”已近中午，冯老坐在桌前，为我们提笔写下这亦是读书箴言亦是人生箴言的画面仍停留在我眼前。他是一个真正的求知者，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地用一辈子做学问的智者。逻辑就是美，严谨就是美，理性就是美，思维就是美，思辨就是美，我们在冯老的身上都看到了。

　　冯老，学贯中西，精通古今，上晓天文、下知地理，引经据典，从文学谈到人生、到社会、到美好、到丑恶……涉足领域之广、造诣之深，后学难望其项背。他潜心研究《红楼梦》几十年，“红学”只是一专；他不是书法家，但他的字体独树一帜。没有肝胆人生哪有血泪文章；只有把今天铸成青铜才无愧那一沓厚厚的历史，冯老就是这样做的。（黄殿琴 孙维媛）

（责任编辑：奕君）

　　著名作家、原国家文化部部长王蒙本周六下午2时30分将作客由《重庆晚报》主办、重庆同景置业有限公司协办的《名人堂》第9课，在洪崖洞巴渝剧院开讲《智慧与人格》。作为当今中国文坛的重要人物，王蒙对目前蜂拥而起的文学奖有话要说，他认为：“垃圾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总读那些坐在马桶上看，不需要思考的书。”

　　诺贝尔文学奖不适合中国人

　　许多人都在追问，为什么中国作家就不能捧起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奖杯？诺贝尔文学奖俨然已经成为中国作家的一块心病。但事实上，王蒙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他却拒绝配合参选。

　　在王蒙看来，诺贝尔文学奖就像一块激怒公牛的红布，挑起人们非理性的反应。“什么信息都没有，却硬要崇拜歌颂、垂涎三尺，或反对贬低、声讨抗议，都没有什么意义。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是北欧人评出来的，不可能满足中国人的价值观，也没有这个义务。与其批评诺奖，还不如改善国内的文艺评奖，增加它的权威性、公信力与影响力。”他建议，国内应该建立一种真正具有艺术性的权威华语文学大奖。

　　文学奖做得好　不如文学好

　　“文学奖做得再好，不如文学好。”王蒙认为最终具有决定性的还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奖项。“文学的成批成捆，作品与作家的成类成风，人物的批量生产，这是很恐怖的。”现在很多文学机关团体抱怨，自己从事的文学事业从中心滑到了边缘。王蒙却认为文学并不边缘，全国每年都要生产大批文学作品，但实情是著名作家越多，著名作品越少，文坛越热闹离文学越远。

　　王蒙认为，当下中国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过去我们靠一些刺激来吸引读者，比如男男女女，上半身下半身之类。我们作品的文化内涵还需要不断提高。”

　　垃圾书多也是文坛繁荣表现

　　有人提出当代文学垃圾太多，王蒙却认为垃圾也是生活丰富的一部分，他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垃圾就很少。现在东西丰富了，垃圾当然也就多起来了，“到处都是垃圾，也是文坛小康繁荣的表现。作品多了，垃圾自然会多，17年文学中，我们总共才出了200多部小说，现在每年都有700部到1000部小说亮相，如果按照60%来算，垃圾当然会很多。”

　　为此，王蒙建议大家不要只是读那些可以躺在床上、坐在马桶上的书，也要读那些比较吃力的、需要思索一下才能理解的书。他还建议现在年轻人外语基础好，可以读一些外文书，可以读懂百分之四十就行了，不懂的词汇可以猜。（巫天旭）

（责任编辑：奕君）

　　1980年8月12日，这是极为平常的一天，对于汪曾祺来说，却是终身难忘！就在这一天，他写完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受戒》。就在他准备搁笔的时候，他忽然心潮澎湃，难以自已，又在完稿日期的后面加上一行字：“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四十三年前”，也就是1937年。那一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汪曾祺与亿万中国人一样，日日夜夜做着日寇侵华山河破碎的噩梦、惊梦！17岁的他随同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乡村小庵躲避战火。一呆就是半年。在这半年中，他有机会获得珍贵的朦朦胧胧的初恋的情感——那个小庵的附近确实有户农家：“这一家，人特别的勤劳，房屋、用具特别的整齐干净，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姿态的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发散着青春的气息”；更重要的，也正是在这半年中，他确立了献身文学的美丽的梦！当他随同祖父、父亲逃往乡下时，仓促之间，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他只带上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他把这两本书读了又读，使他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多年以后，他十分肯定地说：“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

　　为了追寻真正的文学之梦，19岁的汪曾祺告别故乡与亲人，只身一人辗转于充满风险的旅途多日，千里迢迢赶到云南考入西南联大，追随于他仰慕已久的沈从文先生左右，从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文学创作之旅。上世纪4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解放前夕，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对自己圆文学之梦更是充满期望，但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熟悉的生活未必能写，自己擅长的笔法未必能用，而自己又不愿意以文学跟风应景。可是，圆梦的一天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到来呢？

　　他等啊，等啊，就在他近乎绝望的时候，峰回路转，大地春回，圆梦的日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一年，他整整60岁！就在这一年，被世界称为引导古老中国真正开始走向春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

　　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功绩，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具体到汪曾祺个人来说，他完全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获得了新生！如果没有新时期，他就只能被岁月的尘埃最终湮没于无为，中国当代文学很可能就没有留下那么多美文的汪曾祺！

　　《受戒》是汪曾祺的投石问路之作，他有意以这样一篇从题材到文风都别具一格的作品，试一试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否允许和接受他所擅长、他所喜爱的创作路子。文坛的创作生态环境则因《受戒》的发表而得到积极的推动与改善，文艺界和广大作家从中得到一个确凿无疑的信息，期盼已久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已降临中国大地。

　　《受戒》的成功使汪曾祺真真切切地感到，他梦寐以求的圆文学之梦的日子真的在眼前出现了。他说：“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作品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那么，我就觉得，我们的文艺情况真是好了，人们的思想比前一阵解放多了。百花齐放，蔚然成风，使人感到温暖。”这是汪曾祺的肺腑之言。

　　春风频送暖，老树发新芽。从《受戒》开始，年逾60的汪曾祺迎来他个人创作上的辉煌期。他一生共写出近300万字的作品，其中90%的文字写于这一时期；在他1997年5月辞世后的11年间，国内多家出版社又新出汪曾祺的书35种43册，并且，这一出版势头还在继续。

　　都说数字是机械的，枯燥的，但这些关于汪曾祺创作状况粗略统计的数字，是诗，是献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深情颂诗！

 《 人民日报 》（ 2008年9月1日   16 版）

（责任编辑：奕君）

　　

　　铁凝无疑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汪曾祺曾评说铁凝的小说是“快乐的小说，温暖的小说，为这个世界祝福的小说”。昨日，著名评论家贺绍俊创作的首部铁凝传记《作家铁凝》由昆仑出版社出版。铁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本不掺杂私心杂念，有批评深度的书，对她重新认识自己和未来的创作有所帮助。

　　关于下乡：“当了知青就成作家了”

　　铁凝说，她十几岁就下乡到农村，当时遭到母亲的反对，“不过我父亲支持我，他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使我对中国的乡村和农民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一种亲近感。”铁凝在中学时喜欢蹦蹦跳跳，当时北京一个部队的文工团决定招她当文艺兵，她父母很高兴。“那时穿军装就是一种时髦。我姑姑是军人，小时候我老跟她磨，你能不能多领一套军服给我呀？她还真送给我一件，结果我上中学时老穿着女军便服。”

　　铁凝之所以放弃了当兵，是因为文学的吸引。“我觉得一个中国的作家，如果对乡村你不屑于去了解，你可能会写出漂亮的小说，但是你不会真正刻骨铭心地了解中国这个民族和这个社会。”当时铁凝选择去农村不是权宜之计，“就是不自量，就觉得当了知青之后，我就成作家了。”

　　关于父母：“父亲想培养我当画家”

　　父亲对她的影响除了支持她去农村外，还表现在艺术追求上。铁凝说，她父亲是个自由派画家。“其实我小时候，他想培养我当画家。因为我小时候也画些儿童画，他还保存着我四岁时画的一个猫，我画的猫还不错。但是他发现我造型方面的能力没有那种天赋吧，或者说兴趣不在那儿，我还是对所在图画下面的文字感兴趣，看两遍就能背诵。”

　　铁凝上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当时外婆家有好多书，让我推着车送到废品站去卖掉。当时北京的人都疯狂排着队卖书，我当时一边排队一边看了很多，像《静静的顿河》的电影连环画，我还那么小，看这电影连环画，就觉得爱情是这样呀。”

　　关于写作：“觉得写作真的不容易”

　　铁凝写作中个人化的色彩很强，但是她的个人化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封闭的，而是同时具有丰富的社会性。她小说中那种个人记忆也非常突出。似乎在写作过程中她记忆深处的东西不断地被唤醒。铁凝认为，作家必须诚恳地对待所拥有的资源，“我看有些作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资源，或者是他们不屑于挖掘真正属于自己的资源。很多人都在说我要做从来没有做过的事，这确实是一个时代的浮躁和夸张。我现在就觉得写作真的不容易。越写越害怕。”铁凝最后表示，一个写作者写的东西可能比较复杂一些，但是你的心境还是应该单纯一些。

（责任编辑：奕君）